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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“飞地”生活的人

时间:2017-12-23 09:06 | 作者:上海桑拿 | 来源:上海夜生活

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,很多人都知道,那是上海的“飞地”之一——行政上归上海管辖,但远在江苏并不与上海接壤。

 

虽说知道,可在“飞地”生活究竟是一种怎样体验?人们大多不知,记者找到一位大丰人阮永根,他生于离上海农场不远的龙堤乡(今龙堤镇),1991年大学毕业到海丰农场工作,从供电所技术员做起,凭自己努力走上领导岗位。2014年,三块上海的“飞地”农场(上海农场、川东农场、海丰农场)合并,成立新的上海农场,他担任上海农场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。

 

46岁的他,一半岁月在上海的“飞地”旁成长,一半岁月在上海“飞地”上工作,听他说“飞地”故事,最有劲。

 

大丰人最羡慕是“上海牌”

在上海“飞地”生活的人

海丰西瓜装车运往上海。

很小的时候,阮永根就知道上海农场,“因为农场生产的西瓜很甜,品种好,种植得好,口感确实比较好。”他顿了顿,“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”

 

更让人羡慕的差别,在口粮供应。到上世纪80年代初,城镇口粮定量供应,农场按照上海标准,和大丰当地不一样:上海每月31斤,大丰地方上28斤。不仅如此,阮永根还知道农场里很多上海人,生活条件比大丰人好很多,生活用品都是“上海牌”,比如大白兔糖,烟酒,甚至牙膏牙刷等,“上海商品非常好,用现在话说是‘高大上’的代名词。”阮永根说。

 

如今回头看,他觉得上海农场和大丰还有一个明显区别:“农场人不仅来自上海,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,因此文化多元,农场人有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的概念,语言从早期各种口音逐渐变为标准普通话。特别是出生在农场的孩子,更是只讲普通话。”而大丰各乡镇,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讲方言。

 

农场和大丰,以往有明显的道路界限,比如进农场的路口,有类似检查站,如今界限逐渐被打消,农场内国道、省道、县道都四通八达,以至外地来人不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——与大丰融会贯通了。

 

随着交通的便捷,农场和大丰更是融为一体了:最初农场人外出交通工具是自行车,往返大丰县城单程要两小时,以后逐渐有些摩托车,再后来很多私家车,往来大丰只要十多分钟。

 

要求学好上海话的“高薪”好工作

在上海“飞地”生活的人

海丰西瓜在装车。

1991年,21岁的阮永根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,这时海丰农场来招人。

 

阮永根对此毫无兴趣,他是大丰人,也了解上海农场,那时跳出农门的大学生,找工作最忌讳再和“农”字沾边,他一心想留城市,但择业并不顺畅,最终还是考虑了农场。

 

当时农场开出的三个许诺打动了这位贫家子弟:首先是收入比大丰地方企业高很多,其次是配偶也可以在农场解决工作,当然最重磅的,还是承诺逐步解决上海户口,十分向往大都市的阮永根采取“曲线救国”道路,进入农场从一名电工做起。

 

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,农场领导要求我们要过好语言关,不仅要听懂上海话,最好还能说。”阮永根这一关过得很好,不久后便能用上海话交流。

 

身在其中后,阮永根觉得“农场很大很广阔”,和大丰农村的小块田地相比,农场的田方方正正一眼望不到边际,农业设施及机械都远远先进于当地农村。和农村的分散居住相比,农场员工和大国企一样,宿舍楼成群集中在一起,公共设施比较健全,“和城镇很像,有一些娱乐设施,看看电影,逛商店什么的,年轻人觉得很满足,因为和周边农村比是另一个世界。”阮永根说。

 

“毕业两个月后我回到学校办事,班主任问我工资多少,我说120元,这让他十分惊叹,连说上海单位就是好,因为留校任教好几年的他还不到百元。”阮永根回忆,这也是第一次让他觉得,自己找了份还过得去的工作。

 

落户上海,最受益的是农场下一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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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工商海丰农场员工插秧忙。

可工作之初,满怀激情的大学生阮永根还能看到另一种景象:上海员工持续离开农场,拖家带口往上海搬家,尽管他们很多人直接回不到市区,而是先落脚崇明和南汇等地的农场再等待机会。“我至今记得他们搬离时那种狂欢,而这对我们来说是种打击。”阮永根说。当时的农场,不少人只是“暂时落脚”,状态不稳定,种地也不上心,农场人才流失严重。